西游记的原作者吴承恩是哪个朝代的？

    吴承恩是哪个朝代的?

    答：明朝。

    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吴承恩是哪个朝代的人物，希望有所帮助！

    【吴承恩人物简介】

    吴承恩(约1500年-1583年)，男，字汝忠，号射阳。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人。祖籍安徽，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西游记》的作者。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2004年，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政府决定在山上茶庵处建立了吴承恩纪念馆和在山下山门处建树其石雕座像，用来纪念他。

    【吴承恩人物生平】

    吴承恩生于明弘治8年，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

    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他虽然终身未能腾达，但他和他的《西游记》，在中国学史上取得了光辉而崇高的地位，永将光照千秋。

    【吴承恩主要成就】

    吴承恩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100回，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虽然采用了传统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曾经尖锐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沉痛感叹。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现实的自觉的创作思想。《西游记》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成功的实践。

    《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这部绚丽多彩的神话小说的。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玄奘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域风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为和见闻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

    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弟子慧立、彦□又写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玄奘西行取经事迹。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大型传记。作者为了宣传佛教并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作种种夸张，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此后取经故事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断得到加工、润色，愈传愈奇，愈传离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据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可知取经故事在五代时已流布丹青。

    到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书篇幅不大(约16000多字)，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描写也较粗糙。但值得重视的是它已初步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话传说，书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广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型。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但还没有猪八戒。"说话"的形式有唱有说，近似唐五代时"讲唱经文"的"俗讲"，内容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迟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

    原书已佚。但明《永乐大典》第13139卷"送"韵"梦"字条下引《梦斩泾河龙》故事，即采自《西游记平话》，约1200字，内容与吴承恩《西游记》第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成书比《永乐大典》为早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故事的片断，与吴著《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书中还有八条注文，介绍了《西游记平话》的主要情节，与吴著《西游记》已非常接近。